疫情以来,有两个画面一直反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一是无处不在的安全距离标线。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被一条条间隔一米的线段区隔开来。因为有了社交距离的限制,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变得更微妙了。人们变得更机警,更敏感,更在意。这实在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状态——当各种感觉器官被调用起来的时候,你的边界感突然就被唤醒了。你会意识到,距离一米的这条边界线,并不总是绝对安全的,之所以把安全社交距离划定在一米,或许只是因为,我们的心灵已无法承受更远的距离。
这个时候,主动性就出现了,你其实不需要别人来在你脚边画一个圈,你其实知道什么样的距离是危险的,什么样的距离是安全的。当你站在悬崖边缘,身体会用它的紧张告诉你,而在日常生活中,比如走在路上或者坐在电脑前,其实是很难觉察到到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的。或者说,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和自己身体的关系。广义的边界无处不在,更多时候,只是你意识不到了。
另一个画面,是隔离期间的阳台。足不出户的日子里,阳台成了连接外界的唯一出口。气味、乐声、笑颜从这里出发,也从这里被注入。无论阳台外是楼宇还是森林,对于这一方方阳台来说,都是视觉的焦点,都是唯一的风景。楼下香樟的嫩芽比昨天又多了一些,对面飘窗上的布偶被挪动了位置,远方楼宇中有没有一双和我一样好奇张望的眼睛?风景中的诸细节得以被一一对焦、识别、锁定。相应地,每一方阳台也都成为舞台,提供着不尽相同的风景。
因此,这件作品主要提取了“边界”与“阳台”这两个意象。在边界左右,在阳台内外,分配一份相同的风景。
1884年柏林会议,列强在地图上用尺子跨越了河流与山脉,跨越了种族与语言,时至今日,这些轻巧的直线仍然是潜在的冲突来源,大多数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仍然在延用殖民时期遗留下的边界。2007年起,非洲联盟(AU)启动了边境计划(BODER PLAN),以明确并管理非洲诸国之间的边界,为了实施这一计划,非盟从法国、比利时等前宗主国调取了1845-1956年时期的边界条约以作参考。
边界,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边界,其正当性仍然值得被怀疑。这个世界并不能被诸边界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,而是由千差万别却紧密相关的现象所共同组成的。边界的划定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,当情境发生转移,边界也应当随之作出调整。
然而当知识性取代了现场感、外在规律内化为内在习惯,简化倾向加固了内外区隔时,人为设定的边界反过来使人们失去对于边界的感知能力。 边界本身并不总是清晰肯定的,人们在一时一地所划定的边界,也不总是一劳永逸的。
我与我邻居的边界是可以被笃定地划定的吗? 划定边界的人是否曾踏足过那片土地? 当阳台成为焦点,向外看,并与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保持联系。
起落的升降机携带着阳台,掀开或是闭合两侧的巨幅窗帘。窗帘上印着北非某处的地貌景观。两片窗帘的接缝处恰好是一条笔直的国界线。这条笔直的中线曾是殖民者用尺子在地图上,跨越地理的坎坷和粗粝,肯定而畅快地画下的。
阳台上,所见的是日复一日的落日。
透明屏幕为阳台内外、界线左右的观者提供了相同的风景。
The same scenery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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